粤商在上海:“广东精神”创造商业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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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11-21 01:40

[摘要] 毛主席在延安同斯诺回忆自己早年的阅读时,曾详述《盛世危言》对自己的影响,这是郑观应巨大影响力的很好例证。毛主席喜欢《盛世危言》并不难理解,两人都有强烈的救世情怀。

时代周报记者谢江珊发自上海

作为近代城市崛起的传奇,上海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从一个小县城迅速成长为亚洲第一商埠,位居世界大都市行列,其中,大量移民的进入被认为是创造这一奇迹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据统计,近代上海人口的85%来自外地。作为上海移民中极其重要的一支,早在1857年,上海已有广东人数万,1885年正式统计的公共租界的广东人为21013人,1905年为54559人,到1935年,在上海的广东人达到最高峰,有12万人之多。

“广帮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即被视作上海最具影响力的商业群体。”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广东人在上海》一书的作者宋钻友这样评价广东买办对上海的影响。因对广东人研究颇为深入,宋钻友在学术圈内有“宋广东”之称,而他与广东人的缘分自少年时便已结下。宋钻友出生在上海,1956年随父母搬到位于南京西路北侧的新式里弄。当时左邻右舍有不少广东人,迥异于沪地的粤语粤俗粤风勾起了他少年时代的好奇心,朦胧间产生了走近粤人世界的念头。

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史室后,宋钻友开始接触上海移民史。从1993-2007年,他用了整整14年的时间研究旅沪广东人。2007年,《广东人在上海:1843-1949》出版,十年过去了,宋钻友又有了新看法。

粤商巨额投资上海

时代周报:近代上海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85%的人口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广东人的数量继江苏、浙江之后排名第三。广东人为何会大量迁徙到上海?

宋钻友:对广东人旅居上海需放宽视野理解,它是在近代粤民大规模向外迁徙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为了寻找新的生活希望,1840年以降,闽粤沿海人民大量向外迁移,粤民来上海的背景与那些迁移海外的同胞并无不同。除了上海,大部分沿海沿江商埠都迁入了数量不等的广东人,上海成为广东人数最多的口岸城市。上海的崛起持续了100年,在这100年间,广东人向上海的迁移基本没有停止。

来沪的广东人不少是投资移民,当时上海的市场环境优于国内任何商埠。闽、粤两省的不少城镇包括省城兵燹匪患,连年不断,一些华侨带着辛辛苦苦的血汗钱回来投资,不仅遭到暴力勒索,甚至性命都难保障。相比之下,上海的社会环境相对稳定,市场比较成熟,商业机会多于其他城市,投资的效益也更高。事实证明,来沪投资是正确的选择,同样投资环球百货业,广州的大新公司、先施公司经营效益很少有年份超过上海的分店。

时代周报:粤商在上海的投资活动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旅沪粤商的商业活动有何特色?

宋钻友:粤商在上海的投资分布在纺织业、烟草工业、机器业、食品工业、面粉工业、金融业、环球百货业、小百货业、餐饮业、娱乐等。投资领域既有大百货公司、大棉纺织厂,也有牙刷、衫袜、内衣、小餐饮。

粤商在上海的投资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投资额巨大。四大百货公司、永安棉纺织公司,每一家投资额都在数百万元以上,这在上海的商帮中是没有的;二是敢于闯入新行业,确立领先优势。华商四大百货公司建立前,南京路上设有外国四大百货公司,面向沪上外侨,规模很小,上海最终能够实现从小杂货店到环球百货公司的转型,得益于广东人设立的四大百货公司。上海娱乐业同样得益于粤商的投资,上海的高档电影院大多由粤商投资,粤商在影院的集中投资,促进了中国电影的发展,看电影成为都市新型娱乐方式;三是追求卓越的产品品质。上海不少著名的电影院、理发店是广东人开设的,上海雇佣200人以上职工的酒家全部是粤商开设的,此外不少知名的热水瓶、袜子、衬衫、香皂、香水、阴丹士林布均由粤资厂商生产。推动国货品牌创造的背后是广东商人与洋商争雄的粤商精神,他们的投资不管大小,总是购置先进的设备、聘请富有才干的技术和管理人才,采用优质的材料。

时代周报:从近现代百货公司角度来说,先施、永安、大新、新新四大百货公司对上海乃至中国社会的转型产生了哪些影响?

宋钻友:1917年开设的先施、1918创立的永安、1926年营业的新新,1935年辟筑的大新公司合称“华商四大公司”,经营的货品来自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市场比较出名的产品,如英国的毛织品,日本的人造纤维,德国的五金、皮革,法国的化妆品,美国的电器用品,澳洲的罐头食品,捷克的玻璃器皿,瑞士的钟表,四大公司无所不备,尤其是永安公司,整个商场如同外国商品的陈列所。四大公司是西方时尚的传播者,摩登都市生活的创造者,同时以大量洋货为上海的国货工厂提高产品品质、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示范。

郑观应:影响孙中山

时代周报:费正清认为广东商人吴健彰是“条约口岸型”的中国商人官僚最初的典范,你如何评价吴健彰?他在中国现代海关的成形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宋钻友:吴健彰由商人入仕,在近代中国并不罕见。我们知道自晚清至民国,亦商亦官代不乏人,大商人刘鸿生、卢作孚、陈光甫等都担任过重要官职,留下重要政绩。例如刘鸿生入主轮船招商局,以他的商业才干大力整饬招商局的经营,取得不俗成绩。陈光甫以白手起家的民营金融家担任过重要政府使命,在金融外交上留下过精彩记载。但吴健彰有点特殊,他在清政府风雨飘摇之际出任上海道台,清政府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多少有点饥不择食。作为一个商人,他有很强的经济理性,但与刘鸿生、卢作孚、陈光甫等人相比,他有多少国族意识大可怀疑。他在处理与清朝政府、外国势力、同乡商人三者关系时,显得前后不一,他的所有作为都是精心盘算的结果,只不过有时形势由不了他而已。1854年他提出的设立外籍税务监督,是他经济理性的灵光一现,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你可以批判他把民族权益拱手相让,但面对已失控的税收秩序,这个安排,多少好过没有秩序。

时代周报:广东商人徐润、唐廷枢、郑观应构成了拉动洋务运动艰难前行的三驾马车,助力李鸿章、曾国藩等洋务派领袖,探索中国自强之路。如何评价他们在洋务运动中的历史作用?

宋钻友:以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为代表的香山买办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的主要事功,是推动了中国的早期近代化,集中表现在几个洋务企业的创办和管理上。

唐、徐、郑三人参加创办和管理的洋务企业主要是四个,即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江南制造局以及开平煤矿等,这四家企业也是中国洋务运动中最重要的骨干企业,轮船招商局是个航运公司,以发展沿海航运、内河航运、远洋航运为目标。机器织布局是家纺织企业,江南制造局以轮船制造为主,后也制造枪炮弹药,是当时清朝政府为实现富国强兵设立的一家重要企业。这几家洋务企业除上海机器织布局后被烧毁之外,其余三家奠定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基础。

唐、徐、郑三大香山买办,各以巨资参加三家企业的投资。1877年,唐廷枢在开平煤矿的投资约30万两。另据徐润在其年谱中说,他在各家近代企业中的总投资达127万余两。郑观应在洋务企业中可能投入了40万两。香山三大买办不仅有巨额投资,还是李鸿章建立洋务企业最倚重的助手。他们也确实不负信任,发挥了粤商精明的商业天赋。

唐廷枢、徐润不仅是轮船招商局早期的主要负责人,制定了一整套体现现代企业原则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条例,还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实际主持该局的管理和运营,取得了非常好的经营业绩。唐、徐分任总会办的时代,是轮船招商局最辉煌的时期,船队的规模在扩大,经营的利润在上升,较快还掉了一部分官股。郑观应对轮船招商局也有突出贡献,曾两次参与该局的管理,对轮船招商局的发展提出过一系列充满真知灼见的改革意见。1880年代,在唐廷枢、徐润遭盛宣怀等人的排挤,离开管理岗位后,轮船招商局进入以盛宣怀为督办的时代,未久,该局的业绩就一落千丈。郑观应临危受命,在做了充分的调查后,对该局的改革提出了一个体大思精的方案,赢得李鸿章的高度赞赏,亲自点名让郑观应回到轮船招商局的管理岗位,担任该局总办,但深知轮船招商局积弊之深的郑观应没有应命。

郑观应的不少看法是超越时代的。他认为轮船招商局能得到李鸿章很多年的鼎力支持,完全是个偶然,如果没有了李鸿章,商人在这样的官督企业中,很难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来经营,失败将是必然的。读郑观应的文字,让人不能不佩服。香山三大买办确实是那个年代中国最有睿智的企业家,尤其是郑观应,其思想的通透在100年之后,仍然发人深省。

时代周报:有研究表明,作为最有思想的买办,郑观应的变革思想深深影响了孙中山、毛主席等许多后来的革命者。能否谈谈是如何影响的?

宋钻友:郑观应能成为中国近代文明启蒙的先驱绝非偶然,人们通常称其为“硕学买办”,硕学一词道出了郑观应不同于大多数买办的原因。和大多数出身儒家知识分子的青年一样,郑观应少年时代同样做过科场奏捷的梦,后因家贫转业商贾,他一生没有中断过对儒、释、道家经典的研习,对道家颇为着迷,但本质上他是个杂糅释道的儒商,有着强烈的士大夫情怀。西学是郑观应一生力学的重点。上海发达的出版业为他吮吸西学知识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除书本知识,郑观应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学识来自数十年厕身于洋务第一线的体验,这使他的文章绝无学究气,紧扣时代的脉搏。

郑观应对孙中山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把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与郑先生的《盛世危言》作一对比,不难发现《盛世危言》的影响,只是关于港口、铁道的建设中山先生提得更具体化了。

毛主席在延安同斯诺回忆自己早年的阅读时,曾详述《盛世危言》对自己的影响,这是郑观应巨大影响力的很好例证。毛主席喜欢《盛世危言》并不难理解,两人都有强烈的救世情怀,容易产生共鸣。毛主席素来喜欢有激情的文字,《盛世危言》自始至终激荡着赤诚的爱国情感。

把世界带给中国

时代周报:你认为旅沪广东人对上海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

宋钻友:160年来,海外因素一直在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这和此前完全不同。探究近代中国发展中的海外因素,回答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更理性地看待国与国的交往,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旅沪广东人对上海崛起的重大价值。

一是给上海带来了巨大的海外资金。广东人的同乡网络遍及全球,每年都有大量海外侨眷汇款汇入国内,除部分由侨眷领取外,还有一部分存在银行,这是中国推进近代化的重要资源,历届政府对此都十分重视。粤商在上海建立广东银行,成为海外华人资本进入上海的重要渠道,除部分汇往广东,不少广东侨汇留在上海拆放生息,支持了上海的经济活动。

二是以上海为重要节点构建起一个地域广袤、跨界跨国的商业网络,极大拓展了上海的市场空间。1840年以降,全球的商业网络得到拓展,国家不再是商品流通和商家经营的壁垒,广东商人抓住机遇,走出国门,或下南洋,或北上日、韩,建立跨国商业网络,组织大范围的商品流通。广东商人在上海建有大量从事南洋贸易的办庄,全盛时达700余家,占行业的百分之七八十,还设有十数以美国为出口地的进出口行,广东商人对构建以上海为中心的亚洲商贸圈、勾连东西方贸易起了重要作用。

三是给上海带来了世界的经验和眼光,弥补了上海人对西方世界认知上的局限。不少旅沪广东商人有在海外生活的经验,具有国际眼光,开拓海外市场的意识。广东人为何高度重视国货品质?他们的商人在海外生活过,知道怎样的商品才能打入国际市场。为什么广东商人敢屡屡作出常人看来疯狂的投资决定因为同样的投资在海外已经成熟,他们知道复制到中国有多大风险。从一定意义上说,广东人扮演了把世界带给中国的角色,提升了华商对世界的认知。

时代周报:在学术圈内,你对广东人的研究颇为深入,有“宋广东”之称,《广东人在上海:1843-1949》一书成于2007年,十年过去了,你有没有新发现和新看法?

宋钻友:在写作《广东人在上海》的十余年中,我始终被广东人的精神特质所吸引,它是如此强韧,如此富有创造力。怎样的特殊经历造成了广东人的特殊精神气,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我读过不少“广东论”,其中,1930年代关于“广东精神”的提出和讨论让我十分惊喜。

1937年,日本驻华外交官须麿回国后,发表了一通讲话,以他亲眼看见的巨变,警告日本国民,今日的中日两国,日本像日薄西山,中国如东升之日。他说居华15年,眼见中国的军队从不会打仗到能够打仗,国民的素质迅速提高,这一切的发生,皆因为中国人有种“广东精神”,中国必将因此种精神恢复国权,洗刷屈辱历史,完成国家的统一。把在中国所见的昂扬向上的精神气象归之于“广东精神”,反映了须麿深厚的中国近代史素养。从虎门销烟到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哪一个运动不是广东人民策动的?须麿的谈话很快被传回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一时关于“广东精神”的讨论十分热闹,大多数讨论均指出“广东精神”即革命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革命上,广东人在各通商口岸所创造的商业奇迹同样是广东革命精神的体现,我认为这是很有见地的,对于粤商的研究有着重要价值。

30年来,商帮的研究十分兴旺,徽商、晋商、苏商、浙商的研究得到较好推进,与之相比,现有关于粤商的研究与其地位远不相称。16世纪以来的400年,广东人的商圈遍及整个亚洲,远至世界各国。孔飞力指出,早在欧洲向美洲迁移前,中国闽粤人民便向南洋迁移,推动了全球化,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上海只是广东商人经营的一个点,按照程美宝教授的意见,完备的粤商研究起始时间应早于1840年,16世纪葡萄牙到澳门才是适当的起点。从澳门到广州、一路北上,然后是厦门、宁波、上海、天津、烟台、营口,韩国、日本,一路南下。现有的粤商研究远远不够,值得组织更多的力量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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